共同創造以人為本的未來

2019冬季學校 Benedikt Ewald 的論文,由生命和平大學籌備處翻譯。

共同創造以人為本的未來

創新合作,作為應對生態危機及生命和平大學一種的方式
Benedikt Ewald


摘要

解決社會或系統規模問題的慣用方案,例如全球生態危機–事實證明,無論從科學、政治或是公民參與,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意外地效率極低。本文概述了替代方案中最重要的方面,即基於同理心、合作和實驗的自我轉化方法,可以為全球的棘手問題提供新的有效解決途徑。

介紹

今天我們面臨的全球性問題,例如用全球公平法和有效方式對抗氣候變遷,已不再能從單一角度或觀點來解決。相反地,需要用明確的跨學科方法,這些方法需能考慮及處理不同利益關係人的不同觀點,在非常不同的級別和範式運作下之不同利益關係人。這份探索性論文希望提出一種思維論點,此思維借鑒於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方法和原則、對未來的研究和哲學,以塑造我們的態度、語言和行動,朝著更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及其他目標邁進。

問題就是問題

社會甚至全球規模的問題,例如氣候變遷,不會以線性方式呈現出來。這意味著,它們不能輕易地被分開獨立為定義與解決方案,可以被分別解決或逐步解決。相反的,它們是”棘手的問題”,就像霍斯特·里特爾(Horst Rittel)在1960年代介紹它們時的說法一樣(C. West Churchman 1967年報導):

在他的定義中,棘手問題是”社會系統一類的問題,其形式不正確,信息令人困惑,許多客戶和決策者的價值觀相互矛盾,整個系統的後果令人困惑。”

Rittel定義了以下的特質(根據Buchanan, 1992):
1.    棘手問題沒有確定的描述,但是棘手問題的每一個描述都反應了解決方案的描述。
2.    棘手問題沒有停止規則。
3.    棘手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能是真的或假的,只能是好的或壞的。
4.    在解決棘手問題時,沒有詳細的可接受的操作清單。
5.    每一個棘手問題的解釋,根據設計者的”世界觀”,總有不只一種的可能性。
6.    每個棘手問題都是另一個”更高層次”問題的徵兆。
7.    棘手問題的描述和解決方案沒有確定的測試方法。
8.    棘手問題的解決方案都是”一次性”的操作,沒有反複試驗的餘地。
9.    每個棘手問題都是獨特的。
10.    棘手問題的解決者無權犯錯–他們對自己的行動全權負責。

最初棘手問題的定義被描述為解決方案設計者所面臨的典型問題,這些定義對於我們這個時代中每個緊迫的、多面向的、全球性的問題都適用,例如資源和能源、氣候變遷、正確的經濟體系、移民問題或暴力衝突。這些問題通常是開放的、動態的、網絡化的和復雜的(Dorst,2015); 這意味著他們
-    沒有明確的界限,
-    隨著時間變化,
-    有許多相互聯繫的要素
-    多個非線性關係

根據Dorst和Rittel的說法,慣用的的線性邏輯無法解決這類問題。它們或者依靠演繹法(自然科學),需從治理法律和要素的知識來確定結果,或者依靠歸納法(人文、社會科學),從要素的知識和結果推斷出規則。 

演繹法: what + how    引導到    ???
歸納法: what + ???  引導到   結果

實際解決問題時知道還有一種第三形式,即一種逆推形式:我們知道想實現的目標(價值或具體結果),且一般具有”知道如何做”的知識,因此只需要找到可以應用和使用的”如何做”(工作原理)的要素即可。

慣用的問題解決(逆推法): ??? + how    引導到   價值

但是,如果我們面臨一個在要素和結構方面都全新的問題,而且已知的和測試過的解決策略都沒有用時,那該怎麼辦?
這時,我們進入了”逆推2”的邏輯結構領域,不確定性及開放性的問題以”棘手問題”的風格呈現出來。

逆推法2: ???   +  ???         引導到   價值
                   (事物)  + (工作原則)          (抱負)

這種逆推法是設計問題解決方案的”核心”,在逆推法中,只知道最後的價值,期間必須找到達成目標的要素和工作原理(Dorst,2011年)。是設計者恩斯特·里特爾(Ernst Rittel)和後來的基斯·多斯特(Kees Dorst)首先考慮到並隨後在學術上正式確定了這類"棘手”問題的細節。通常科學或學科的框架傾向於概念化或將復雜問題減化到一定程度,這使得他們的見解大多不適用於當前的現實問題。 
 

即使問題沒有結構化,設計者也必須讓他們的解決方案能夠在現實世界中為人所用。一個例外是理論物理學和信息學的領域,至少從20世紀初開始,它就已經通過數學手段明確地解決了複雜到混沌的系統問題,但並沒有破壞它們的非線性- 儘管顧名思義,主要是理論上的。

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也是最早對線性領域在哪裡結束、複雜性從何開始以及如何處理做出清楚定義的人之一。 儘管它們的嚴格性取決於精確的數學公式,但是其概念所產生的影響超出了理論物理學、信息學和生物學範圍。很快被改編應用在社會問題上,主要是組織和經濟方面,例如Ralph D. Stacey,制定了經常被改用的“Stacey Matrix史黛西矩陣”(見圖1)。
圖1:1999年Stacey,;2001年Speller改編。

史黛西矩陣將問題劃分為不同的領域: 簡單、複雜、複合或混亂,根據問題定義和策略中所涉及的、不斷增加的確定(不確定)和(不同意)同意。許多的改編運用將這些不同領域直接連接到特定的解決策略,而且在不同計畫的管理方法視覺化應用(瀑布、敏捷、設計思維等)方面變得特別流行。對此進行進一步討論可能會太偏差,但它可以說明一個重要的觀點:非線性並不代表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它只是意味著,除了在政治和經濟論證中制定仍然普遍存在的線性標準程序之外,我們還需要其他的策略。

我們很大,包羅萬象

多重性解釋和非線性不光只是壞消息,因為,如果人們了解如何處理和接受它們,願意放棄只了解或尋找單一的解決方案,那麼它們也會是一次機會。因為模棱兩可和非線性同時意味著機會、選擇和多種觀點有存在的空間,而非將它們全部折疊為一個“正確”的觀點。正如里特爾(Rittel)在1972年所說的那樣:”解決棘手問題的方法,不能是是與非,只能是好與壞。”這表示一個棘手問題有許多可能的解決方案,而且它們的不同之處僅在於適當性 - 這又是一個觀點問題。Rittel還說“取決於設計師的世界觀”,我想補充的是,還有每個利益關係人甚至是旁觀者。一個問題的描述以某特定"價值"作為結果,可能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但請記住,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令我們意識到,不是只有一種可能,一種客觀的未來,而是有許多不同的未來,取決於所強調的觀點。

最著名的未來主義者之一,珍妮佛·吉德利(Jennifer M. Gidley)在其《對未來的簡短介紹》中指出:“單一未來的概念天生就是充滿力量的”,因為它剝奪了其可塑性的未來,而且還相當暴力地提出合法的觀點只有一種,沒有其他選擇。 相反地,”多元化的未來,為預見和創造替代現狀的未來打開了大門”(同上); 它在語義上使不同方法成為可能。

我們需要什麼來創造眾多不同的替代性未來? 讓不同的觀點變得可見?

首先,我們首先需要了解問題涉及的不同觀點和價值觀。 這表示我們需要更了解參與人員,他們的需求、願望和夢想。為此,再次了解設計會有幫助。如何處理問題的複雜性,其中一個答案是,從不同的人性觀點,根據善解人意的詢問,隨後以這種同理角度出發的人本方式來設計解決方案,從而解構問題的複雜性。這代表了認真對待需求和願望,並將其作為起點。解決方案的可能性、成功性或可實施性等的評估之後再進行,首先要關注的是它的可期待性,對有關連並受到影響的人們(使用者)而言。

通常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方法(human-centered design HCD)不能僅依賴研究及與各別的使用者交談,因為這仍然會有誤會或誤解。為了確保推論出的需求是正確的,初步開發的解決方案也與之匹配,大多數HCD流程都內建了快速的原型設計和測試階段,加上既有的迭代(反覆計算)圈,確保解決方案的最佳適合性。 在問題和解決方案空間內來回切換,隨之使用內建的解決方案,透過更多訊息的查詢,更好地了解問題,也能引導設計問題與解決方案“共同進化”的概念
(Maher ,Poon和Boulanger,1996年)。目前發展到讓使用者透過共同創造如分享意義或動腦會議參與過程。

與使用者的緊密聯繫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有助於建立“更好的”,這表示更加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讓使用者儘早參與建構這些解決方案,因此參與了該解決方案的所有權。這兩個因素都是為某人設計,而非跟著某人,解決了解決方案所本有的問題:很大一部分在於說服或激勵使用者真的使用所提供的解決方案(“客觀上更好的”)。大多數社會問題,尤其是氣候變遷,不缺解決問題所需的技術或想法;難的是接受和執行這些解決方案的形式和思維方式,即:外部客觀上最好的解決方案。

HCD顛覆了這種範式-不是科學或技術上最先進的有效解決方案就是最好的,而是從使用者的角度觀點幫忙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案。就像康德在意識到哲學探究不足以回答我們的問題後,把注意力轉向了一個本有的主觀立場,我們唯一可以使用的立場,構成了類似的“哥白尼設計革命”。

詹妮弗·吉德利(Jennifer Gidley)(2017年)表示:“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從未比現在更加自覺,更加全球連結或更有能力快速積極改變。”但下一句,她清楚地指出了條件:“只有在充滿理解、激情和意志力之下”(同上)。為此,我們需要這些參與式、合作式的新設計形式,將問題相關的實際人員放在第一位,並讓他們參與解決方案。 在HCD,參與式設計,設計思維,政策設計,未來研究等領域,存在著廣泛的方法和工具,扭轉自上而下,客觀/預測/經驗方法的範式,為參與以及最重要的,為眾多的觀點提供空間,而不是只有單一性的解決方案。

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類似於文化的轉變,必須在許多層面上發生,最終還要解決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舊範式中的根深蒂固的偏見和假設。根據埃德加·舍因(Edgar Schein)的三個文化水平(1985年),正是這些“基本假設”最難以直接解決和改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朝此方向努力,改變做法(有形的和有經驗的),逐步系統化改變阻礙了我們進步的價值觀和信念。將重點放在實用的小步驟的方案上,而不是試圖解決整個系統交織在一起的問題上,如氣候變遷,不僅使它易於管理,而是使人們感到易於管理。這種情感和動機障礙是當今的決定性因素。
 

說話和行動有所不同

在總結這第一篇粗略而抽象的論文之前,我要強調兩個方面:積極正面的語言和經驗對做出改變的重要性。

首先,為了給可能的新信念和動機留出空間,我們需要一種允許這種情況的語言。近年來,社會學家伊麗莎白·韋林(Elisabeth Wehling)廣泛使用“框架”這一概念作為談論特定問題時的詞彙(例如參見Lakoff&Wehling,2008年)。它可以回溯到更廣泛的社會學概念,即我們如何通過口頭和非語言的概念和方案,來理解世界,解釋並捕捉我們認為是現實的東西(Goffman,1974)。框架既可以是集體的構造也可以是單獨的,並且在兩個層面上都重大影響了我們的決策(請參見心理“框架效應”,特維爾斯基和卡尼曼1981年關於框架的開創性論文中強調的一種認知偏見)。好消息是,社會學、心理學、未來研究和哲學都已經開發出使這些框架具有覺知性的方法,繼而對其進行批判分析和解構。僅舉幾個例子,批判性未來法(例如參見Gidley,2017年),在批判理論和實用主義中都會發現的黑格爾傳統的歷史性關鍵解構(例如,參見Honneth,2010年; Rorty,1989年等等)。以框架分析作為語言批判基礎的現代社會學潮流(例如Lakoff,2004; Kuypers,2009),有數百篇心理學期刊。還有,基斯·多斯特(Kees Dorst)稱他的方法為,在設計“框架創作”中,尋找將結果和工作原則聯繫起來的語義支架,找到合適的框架是設計的核心工作(Dorst,2015年)。關鍵是,我們需要意識地和集體性地創建一個框架,該框架首先須允許積極思考和發言,並允許多種觀點:樂觀、包容和多元的立場。

但是光改變談話的方式不夠,我們還需要使改變是可被經驗的、具體的。如前所述,不是只有一個問題,也不是只有一個解決辦法。相反的,有許多不同的小型方案都有其適用的時間和地點。但是,由於問題情況是如此動態,我們無法花大量時間來計劃和開發解決方案,然後再將其應用到生產線中。問題的情況很可能已經進一步發展,獨立計劃開發的解決方案有可能已經不再適用,因此,我們需要進入不斷實驗的模式,我將其描述為,與問題的實際狀況不斷對話的一種方式。通過不斷測試解決方案增加的量體和資料庫版本,我們可以從開發過程中獲得學習,不僅可以將作為產品接收者的利益關係人納入流程,還可以將他們納入開發流程。這樣,使得值得慶祝的許多小進展成為可能,而不是等待一個大的飛躍,這也具有激勵性。而且,如果有些增量解決方案沒有用,那麼至少不會浪費大量的時間和資源,隨之產生的挫敗感會更小,和大家共同承受,潛在來說,從而加強了設計者與利益關係人之間的聯繫。
 

結論

在這篇粗略的論文中,我試圖從方法論上提出一種三重法來處理氣候變遷問題:
- 基於同理心和包容性,以人為本的積極合作
- 做實驗和持續測試的心態
- 有意識地提出一種新的語言方式,首先要允許可能性、多元性和積極的改變

所有層級共同努力改變現有的固定模式,在應對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方面,高層主要是指政治或法規。我們需要一種多層次、多視角的方法,使所有人、使用者和利益關係人,產生有機會和改變的心態,並能夠不斷講述成功的小故事。這無異是我們對於氣候變遷問題思考和行動方式上的文化轉變。但這並不會使獲得的所有知識和開發的技術變得一無用處 - 相反的,它從人本為主,讓現有的解決方案發揮最大的作用,先檢查所期待的結果和未來,然後配上現有的技術和見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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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備註

棘手問題(英語:Wicked problem)是指一個困難或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完整、矛盾、不斷變化且往往難以識別或定義。 英語中使用「wicked」是指一種抵抗的決心,而不是指邪惡 ,故通常不翻譯為「邪惡問題」。 另一種對棘手問題的定義是「問題因其複雜的社會意涵,而沒有任何能夠確定的停止點 。」

翻譯:生命和平大學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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